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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合法評丨金融糾紛中擔保責任的實踐討論（三）——保證責任與其他責任的“歸處”

君合法律評論

2026-06-26 23:02 250 0 0

本篇我們將集中對金融糾紛責任爭議作以討論。

作者：史琦管輝寰

來源：君合法律評論（ID：JUNHE_LegalUpdates）

在前兩篇中，我們分別圍繞保證意思的真偽識別、保證合同效力的有效與無效情形，完成了金融擔保糾紛司法審查的前兩層邏輯構建。意思真實是保證成立的前提，效力合法是責任承擔的基礎，而司法實踐的終局爭議落于——保證責任的認定，以及不成立保證責任時，其他責任的判斷。本篇我們將集中對金融糾紛責任爭議作以討論。

一

金融借款“借新還舊”中的保證責任

“借新還舊”是近年間金融借貸糾紛中一類非常頻發的情形，盡管在《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第十六條中進行了相應規定，但該條文的起草制定中，曾存在不小的理論分歧，而在司法實踐中，有幾類法律事實認定也常常引發爭議：1.如何認定是“借新貸償還舊貸”；2.如何判斷保證人對于借新還舊的事實“知道或應當知道”？

在第1項爭議中，看似只是對于基礎事實的查明，但由于“借新還舊”在不同情形中的法律性質可能是債務更新，也可能是新債清償，這導致對于相應保證責任的判斷存在不同理解。保證合同的從屬性、補充性決定了保證責任的從屬性、補充性，若認定為債務更新，債權人、債務人雙方達成新的協議時，舊債就歸于消滅，其上所附的保證也應當一同消滅；而認定為新債清償時，需待債權人受領新的給付、實現清償舊債才能消滅，也在此時所附保證才能消滅。這與《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五條規定引發的實踐爭議相類似，即“認定債權人、債務人達成的新協議是變更原債務，還是完整消滅原債務”，這是進行保證責任判斷的一個核心前提。

在第2項爭議中，需要實質審視的是當下金融業務開展中的實操問題。如在借新還舊的過程中，新舊貸保證人存在關聯關系，甚至不乏大量達到高度混同的主體，其作為債務人的下屬企業或實控人其他實控企業，可能并不具有獨立自主的意思空間，此時判斷保證人相同與否的標準，能否從登記主體的形式界定延伸至實控事實層面，存在不同觀點。參照最高法院對上述條文的理解與適用意見，新、舊保證人的責任承擔主要是考察是否增大了保證風險。那么，在一部分“左右口袋”式的關聯方保證中，保證人的風險并不因金融交易結構“多走一步”“多繞一層”的設計而發生變化，此時，實際情況很可能出現多個關聯方之間的“互保”——由實控人安排某一主體作為新的保證人向金融機構出具保證材料后，再進行其他“債務重組”等內部約定。

正是由于大量諸如此類的實踐操作，引發了當下一類典型的訴訟爭議，即“保證人不知情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司法實踐早期曾經有觀點提出，如果債權人和債務人簽訂的借款合同中沒有載明借款用于借新還舊，那么可以認定保證人對此不知情。1但在《擔保制度司法解釋》頒行后，部分觀點認為，新舊貸保證人不相同時，司法解釋規定的一般原則為“新貸保證人無需對舊貸承擔保證責任”，僅在例外情形下需承擔責任，因此，應由債權人對保證人的知情舉證。除了在借款合同中直接載明借新還舊外，司法裁判中更多是通過債務人、擔保人之間的關系進行推定，如持股關系、交叉任職、長期擔保等，都可能推定保證人對于借新還舊的事實知曉。2

二

金融糾紛中“脫保不脫責”的司法現狀

保證合同不發生效力時，保證責任歸于消滅，但這并不意味著保證人可以免除一切民事責任。按照通說觀點，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先合同義務、誠實信用原則產生的締約過失責任，這一責任轉化的邏輯實質上是對債權人信賴利益損失的填補，其歸責原則為過錯責任。無效賠償責任并非擔保責任，賠償基數為“債務人不能清償的部分”，而非“全部債權”，這一限制既避免了債權人雙重獲利，也體現了過錯與責任相當的民法基本原則，也就是《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第十七條所規范的“雙層過錯、限額賠償”。3

按主合同與保證合同的效力關系，保證無效可分為兩種情形，其賠償責任的認定也存在差異，這一部分的法律規定和司法意見非常明確，本文不再贅述。由于保證責任的本質是一種約定責任，因此，司法機關在判斷保證責任時，一般會在從屬性的剛性約束范圍下，遵從約定優先、法定補缺的基本規則展開精準認定。4這一規則在保證無效，需要評價其他責任時，也同樣具有參照價值，并往往會集中體現在對于各方“過錯”的認定上，司法實踐中常見的幾類情形有：1.雙方均有過錯（如債權人未履行合理審查義務、保證人無擔保主體資格或越權擔保等）；2.保證人單方存在過錯（如保證人偽造決議、明知主合同內容違法仍提供擔保等）；3.債權人單方存在過錯（如債權人隱瞞主合同真實用途、明知保證人越權仍接受擔保等）。

金融糾紛中，由于參與方多為商事主體，交易結構經過論證設計，協議文件簽訂由各方專業人員參與，因此，幾乎很難出現在主合同無效時，保證人完全不知曉主合同存在無效事由的情況。這就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呈現“保證人即使不承擔保證責任，也較大概率會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的裁判結果——因為“知曉”即可歸為“過錯”的司法意見適用較為普遍，“過錯”認定的標準也較為寬泛，而只在極個別情形中，如債權人、債務人串通騙保，或脅迫保證人簽訂保證合同等，保證人才有機會爭取實現完全免責。鑒于此，無論是《擔保法》時代還是《民法典》時代，主合同無效時，保證人能夠完全免責的情形非常少見。5

三

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認定爭議

《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第十七條規定的“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如何確定一直是執行面臨的難題，從體系解釋的角度看，該條文與《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七條規定的債務人“不能履行”應具有同一性。原《擔保法解釋》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擔保責任項下的“不能清償”指對債務人的存款、現金、有價證券、成品、半成品、原材料、交通工具等可以執行的動產和其他方便執行的財產執行完畢后，債務仍未能得到清償的狀態。最高法院對于該條的理解與適用意見曾提出，該條文的制定過程中，參照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的部分內容，明確區分“不能清償”與“未清償”的概念，并將判斷標準限于債務人“方便執行”財產的范疇。6這一認定方式與民法上補充責任的判斷高度相似，較多司法裁判中也采用類似觀點，如最高法院指導性案例的裁判要旨明確，如果在被執行人雖有財產但嚴重不方便執行時，可以執行保證人在保證責任范圍內的財產。7

另一方面，司法實踐中，債務人破產重整、債務人又出現新的可供執行財產等情形都是極易產生爭議的問題。依據《企業破產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和相應理解與適用意見，債務人進入破產重整并不影響債權人對于擔保人的權利，在破產程序中，債權人較大概率已經作出“讓步”，為此，法律規定其對于擔保人享有的權利不再“打折”，無論是重整計劃中達成的本金降低或延期清償，均不影響債權人按照原約定條件向擔保人主張權利。8根據學理觀點，破產中的“和解”不僅是單純的私法上的法律行為，也屬于程序法行為，此種情形中如果允許擔保人按照債權人在重整計劃中的“和解”意思減輕責任，將造成大量債權人顧慮權利受損而不會同意任何讓步，致使重整極大概率“流產”，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9秉持這一司法理念，較多案例裁判意見傾向于：在當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即認定已出現“債務人不能履行”“無法清償”的情形；較多執行程序中，司法機關并不會待破產方案通過或重整完成，而會從保護債權人的角度，對擔保人采取執行措施，未來再由擔保人向債務人另行追償，將債務人清償不能的風險交由擔保人自行承擔。

四

保證人承擔責任后的追償困境

保證人追償權是擔保制度的終局平衡機制，核心價值在于將終局責任回歸債務人。《民法典》第七百條對于保證人追償權進行了明確規定，司法意見也認為應在判決主文中明確保證人享有法律規定的追償權利10，但在金融糾紛實際情況中，追償權淪為“紙面權利”的現象較為普遍。公開案例數據顯示：近5年間，涉及保證人追償的200余件執行案件中，因無財產可供執行終結本次執行程序的比例接近90%。11而在保證人追償的程序中，往往還會因追償范圍、訴訟時效、責任主體等引發二次糾紛。

對于較多承擔保證責任或賠償責任的保證人而言，最希望實現的是盡快從其他責任主體處追償款項，爭取風險閉環，此時，需要首先考量，追償能否直接進入強制執行程序，而不再經過另案訴訟程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判決書主文已經判明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后有權向被擔保人追償，該追償權是否須另行訴訟問題請示的答復》（〔2009〕執他字第4號）及最高法院執行局《人民法院辦理執行案件規范》第十九條的司法意見，保證人的追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但是，上述意見的適用范圍存在一定爭議：首先，管轄法院是否只能限于原訴訟法院；其次，追償對象是否只能限于債務人，而不包含向其他擔保人；最后，當生效裁判主文中沒有相互追償的判項，而在“本院認為”部分寫明當事人有權追償，是否也可以直接申請執行。根據較多案例的裁判觀點，對于保證人追償的問題，如果生效判決主文中明確有追償的判項，則該生效裁判可以作為執行依據，直接進入強制執行程序，由執行法院按照執行相關規范處理。如果出現需要另案訴訟的情形，則按照當事人協議管轄的約定，及《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確定管轄法院，另案訴訟處理。

較為復雜的是數個保證人的相互追償問題，該問題本質仍是對保證人追償權性質的爭議，學術討論、司法實踐等對于《民法典》第七百條規定存在不同理解。按照最高法院的釋義意見，該條文是對“追償權”和“法定代位權”的規定，換言之，我國立法層面并沒有嚴格界分追償權和代位權兩項權利在擔保制度中的區別，而應理解為現行法律給予了保證人“雙重保障”的制度構建。不過，在保證人能否向其他擔保主體追責的問題上，多數觀點都保持謹慎，尤其在《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第十三條規定“原則上擔保人間不能相互追償”的情況下，僅在“明確約定相互追償”“約定連帶責任”“同簽一份合同”的例外情形中允許這種相互追償。鑒于此，實踐中越來越多金融機構在相關協議里采取“分離式保證”模式，即由各保證人分別簽訂獨立的擔保合同，條款中不約定任何相互追償的內容。由于裁判觀點對于“同簽一份合同”的認定極為嚴格，多數金融糾紛中的保證人承擔責任后向其他保證人繼續追償都會遇到實質障礙。

另一類引發實踐爭議的問題是，“追償權”的規范是否必然適用于保證無效的賠償責任情形。早在1989年，最高法院《關于國家機關作為借款合同保證人應否承擔經濟損失問題的電話答復》中提出“保證人在承擔保證無效的賠償責任后，同樣有權向債務人追償”，這一司法意見一直沿用至今；《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第十八條的規定及理解與適用意見同樣認為，即便擔保無效后的賠償責任，也是基于擔保關系所產生，該責任同樣具有代償性質，因此有權繼續向債務人追償。12

但是，這一論述受到了較多質疑，部分觀點認為，保證無效時，保證人承擔的賠償責任屬于為自己行為的責任，與正常的保證責任的“代償”“代負”存在區別，因此賠償責任不應當再向債務人追償。13

在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例的裁判處理仍是按照上述司法解釋的意見認定，但這種處理有可能并未對保證無效的事由再作進一步細分：如因債務人過錯致使主合同無效、保證合同無效時，此時，確實存在保證的真實意思與行為，保證人承擔的賠償責任系基于保證的事項所產，應當賦予其向債務人繼續追償的權利；而如果在主合同有效、保證合同無效的情況下，債務人沒有其他可歸責的過錯，完全因保證人自身過錯導致的賠償責任，此時再由保證人向債務人繼續追償，則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因自身締約過錯而產生的賠償責任在民法上并沒有“替代”的屬性。對此，也有部分學術討論提出，擔保責任本身是一種特殊責任，無論擔保行為的有效與否，所產生的都只能是擔保責任，而該責任的從屬性使當事人承擔后能夠繼續向真正的責任主體債務人追償。14

小結

金融糾紛中保證責任與其他責任的認定，基本都遵循“先定保證效力→再辨責任性質→后算責任范圍→落實追償路徑”的裁判邏輯。與前兩篇文章梳理的保證意思、保證效力相銜接，本篇討論保證責任落實的“最后一公里”。后續，我們將繼續聚焦涉金融業務的擔保訴訟問題，為實務操作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分析意見與參考建議。

注：

[1] 曹士兵：《關于以貸還貸》，載于《經濟審判指導與參考》，1999年第1卷。

[2] 如（2020）最高法民申1025號民事裁定。

[3] 陸鈺軒：《擔保合同無效時擔保人責任研究——以2023年至2024年全國136個案件為例》，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5年。

[4] 程嘯：《論保證人的代位權——以〈民法典〉第700條為中心》，載于《東南法學》2025年第1期。

[5] 劉言浩：《擔保法典型判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6] 人民法院出版社編：《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全集·物權卷3》，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

[7] 如最高法院指導案例120號，青海金泰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與上海金橋工程建設發展有限公司、青海三工置業有限公司執行復議案。

[8]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編著：《中國民法典適用大全·商事卷·企業破產法（一）》，人民法院報出版社2023年版。

[9] 程嘯：《保證合同論》，法律出版社202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