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資產界

作者：木魚

隨著興業銀行、中信銀行、招商銀行陸續獲準籌建AIC（金融資產投資公司），一場關于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暗戰已悄然升級。從1999年五大AMC成立算起，中國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已走過24年；而從2014年首批地方AMC獲批至今，行業也經歷了近10年的擴容。然而，當股份制銀行集體涌入AIC賽道時，市場突然意識到：那個曾被五大AMC和地方AMC主導的“寡頭時代”，或許正在被打破。

一、AMC的誕生與行業壟斷的肇始：從“政策工具”到“市場玩家”的身份錯位

AMC的出現是中國金融改革的特殊產物。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國有銀行體系積累了巨額不良貸款（1999年五大行不良率超40%），為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1999年財政部注資成立五大AMC，以“政策性剝離”方式承接銀行不良資產。這一階段的AMC更像是“政策工具”，任務明確但機制僵化：收購資金由央行再貸款和財政擔保，處置方式以“打包轉讓”為主，市場化程度極低。

2008年后，隨著五大行完成股改上市，AMC開啟商業化轉型。一方面，它們開始收購非金融企業不良資產、參與企業重組；另一方面，地方AMC在2012年后批量獲批，名義上承擔“區域金融風險化解”職能。至此，AMC行業形成了“5+2+N”（5家全國性AMC、2家地方試點AMC、N家未持牌機構）的格局，但壟斷本質未變：

1.牌照壁壘：全國性AMC牌照僅5張，地方AMC雖數量多但業務被限制在省內，跨區域處置需額外審批；

2.資源壟斷：五大AMC依托早期剝離的政策紅利，積累了深厚的銀行、法院、地方政府關系網絡，掌握70%以上的不良資產一級市場定價權；

3.能力短板：多數AMC仍依賴“收購-轉賣”的通道+配資模式，主動重組、產業整合等核心能力薄弱，市場化處置效率低下。

這種壟斷直接導致了市場的低效率：一方面，銀行作為不良資產供給方，被迫接受AMC壓低的收購報價（因缺乏其他交易對手）；另一方面，企業作為債務方，因AMC處置手段單一（多通過司法拍賣或再次轉讓），資產價值難以被充分挖掘及賦能，甚至出現“賤賣優質資產”的現象。監管層曾多次強調“提高不良資產處置效率”，但行業壟斷下的低市場化程度，始終是出清速度不及預期的關鍵障礙。

二、寡頭壟斷的代價：消費者福利流失與風險化解低效

AMC行業的壟斷性，本質上是“政策保護”與“市場失靈”的疊加結果，其負面影響已從金融體系蔓延至實體經濟：

1. 定價權失衡，消費者福利受損

在一級市場（銀行向AMC轉讓不良資產），AMC憑借牌照優勢形成“買方壟斷”，常以低于資產真實價值的價格收購（例如，2021年某股份制銀行批量轉讓制造業不良包，成交價僅為賬面價值的25%，而市場合理估值約40%）。這種“政策紅利套利”直接侵蝕了銀行和企業的利益——銀行不良率化解成本上升，企業債務負擔未能真正減輕。

2. 處置能力不足，風險化解低效

AMC的核心職能是“盤活存量資產”，但多數機構仍停留在“討債-轉讓”的初級模式。以某地方AMC為例，其2022年處置的不良資產中，75%通過“再次轉讓”完成，僅15%通過重組或產業整合實現增值。這種“擊鼓傳花”式的處置，不僅延長了風險暴露周期，還可能導致資產價值進一步貶損。例如，工業用地因長期閑置導致權屬糾紛，廠房設備因缺乏維護加速折舊；商場長期閑置也會造成資產的老化和商業氛圍的冷清。

3. 市場分割嚴重，資源錯配加劇

地方AMC的區域限制雖旨在防范風險跨區域傳導，但也人為割裂了市場。例如，長三角某新能源企業因資金鏈斷裂產生不良債權，當地AMC因缺乏產業經驗難以處置，而廣東某AMC雖有相關產業資源卻無法跨區接手，最終只能由五大AMC以低價收購后簡單轉讓，錯失了通過產業鏈整合盤活資產的機會。地方AMC區域限制的監管政策，不利于國內大市場的形成。

三、AIC入場：市場化競爭的“鯰魚效應”來了？

當AMC行業陷入“壟斷低效”的困局時，股份制銀行系AIC的崛起正在打破這一格局。2017年《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管理辦法》出臺后，工行、建行、農行、中行、交行已率先成立AIC，2023年興業、浦發、招商等股份制銀行跟進，AIC（籌）數量已達8家。與AMC相比，AIC的業務定位和政策支持使其天然具備市場化競爭力：

1. 基因優勢：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動派”

AIC的核心使命是通過“市場化債轉股”降低企業杠桿率，重點支持先進制造、綠色產業等國家戰略領域。與AMC“被動收包、簡單處置”的模式不同，AIC依托母行的產業資源（如工銀投資與工商銀行的企業客戶網絡），更擅長“債權+股權”綜合金融服務。例如，AIC對一家陷入困境的光伏企業提供債轉股后，不僅注入資金，還協調母行供應鏈金融資源對接下游客戶，幫助企業恢復產能，最終股權增值3倍退出。

2. 成本優勢：低成本融資的“降維打擊”

AIC可通過發行金融債、同業拆借等方式融資，資金成本顯著低于AMC。低成本資金使其在收購不良資產時更具議價空間，尤其在優質企業債轉股領域，AIC能以更高價格與企業達成合作，倒逼AMC提升報價合理性。

3. 機制優勢：市場化考核的“鯰魚效應”

AIC作為銀行的子公司，考核機制更貼近市場化機構，而部分國有AMC仍受限于國有金融企業的行政化管理，決策鏈條長、創新動力不足。例如，某AIC為處置某醫藥公司不良資產，聯合產業資本成立醫療產業基金，通過技術改造提升醫療設備價值，打通醫藥上下游產業鏈，而同期某地方AMC因內部審批流程冗長和方案老化，錯失了最佳處置窗口期。

四、AMC的“生存戰”：從壟斷到競爭的轉型挑戰

AIC的入場，本質上是對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市場化改革”深化的試點。根據銀保監會數據，2022年銀行業不良資產規模達3.8萬億元，而AMC年處置能力僅約2萬億元，市場缺口顯著。AIC的加入不僅能填補這一缺口，更將通過競爭倒逼AMC轉型：

1.能力升級：AMC需從“通道商+資金商”轉型為“資產管理人”，強化產業整合、重組顧問等核心能力；

2.定價優化：市場競爭將推動不良資產定價回歸合理區間，減少“賤賣貴買”的套利空間，降低高昂的配資成本；

3.模式創新：ABS、REITs、困境企業重組基金等工具將被更廣泛應用，提升資產盤活效率。

當然，AIC并非“萬能解藥”。其業務聚焦“優質企業債轉股”，對中小金融機構不良資產、非標債權等復雜資產的處置能力仍有限。未來，AMC與AIC將在差異化競爭中共同構建更健康的不良資產市場：AMC發揮全牌照優勢和全周期處置經驗，AIC依托母行資源深耕產業端，最終實現“1+1>2”的協同效應。

五、壟斷的盛宴終會結束，競爭的春天正在到來

從五大AMC的政策性誕生，到地方AMC的跨區域擴張，再到AIC的市場化入場，中國不良資產處置市場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當股份制銀行系AIC以“市場化、專業化、產業協同”的姿態涌入時，留給傳統AMC的已不是“是否競爭”的選擇題，而是“如何轉型”的必答題。唯有打破甲方思維，提升核心能力，AMC才能在這場變革中抓住機遇，真正成為金融風險化解的“清道夫”和實體企業重生的“助推器”。

畢竟，不良資產處置的本質是資源的重新配置，而市場的活力，永遠來自充分競爭。

作者簡介：

木魚，金融學碩士，某地方AMC浙江分公司總經理，歷經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信貸、投資銀行、資本市場、資產管理等崗位。

業務領域：資產包收購及優先級、夾層配資；不喜內卷，偏好疑難緊急項目；擅長破產重整，上市公司紓困，大商業賦能，水電站盤活等復雜項目。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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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銀行集體涌入AIC賽道，留給AMC的時間不多了？